许寿裳与《鲁迅选集》:“生去世不渝”的重要

更新时间:2018-12-18

  其五,关于作品收集与文字考订。

  因为2005年版《鲁迅全集》(下文简称《全集》)的面世,这十多少年来,鲁迅研究界人士回想《全集》出版之过程,不免也会说到第一部《全集》的出版。然而,读了有关专家的文章之后,我有一个突出的觉得:许寿裳先生被忽视了。这些文章,大多只提胡愈之等人创办的“复社”的工作,只提“许广平、胡愈之、王任叔等人的奇特尽力”,只提“由许广平、郑振铎、王任叔定出打算”,而几乎不提许寿裳等人在此之前的种种努力与贡献,既有违史实,也有失公正。

  其三,关于《全集》的出版机构。

  宋志坚

  鲁迅(前排左一)跟许寿裳(前排右一)在东京留学期间。图:文汇报

  1937年7月2日,许寿裳致许广平信中,提出了编纂《全集》的总体构想,许寿裳说:“总之,既名《全集》,应该全盘盘算,收罗无遗,不过可分为若干部,如(一)创作、(二)翻译、(三)纂辑(如《谢承后汉书》《古小说钩沉》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及所搜汉唐碑板)、(四)书简、(五)日记……翻译中,凡《域外小说集》之三篇,《日本小说译丛》之若干篇,均应列入。当初最先应准备者,是《全集》总目及《全集》总序,此事非弟担当不可。请着手为盼。”日后出版的《选集》,基本上就保持了这样一个格局。《全集》的序言,也是许寿裳提出并露面请蔡元培撰写的。1937年7月5日,他致信蔡元培说:“又《全集》总目,现正由景宋夫人准备初稿,将来脱稿后,当呈尊核,并求赐序,以增《全集》声价。”

  其二,对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以及《全集》编辑委员会。

  除此之外,许寿裳还为《全集》刊登广告,筹集资金,堪称努力而为。

  从1936年11月10日许寿裳给许广平的信中可知,他在那时已开始为《全集》的印刷事宜费神。当时,许寿裳“亦认为最好自印”,因而,他在信中说,“惟须立定计划,先将著译两方面字数核计一下,共有若干?而后向印刷所估价,不妨多找多少家,以资比较。北平方面,可由裳往询,请求知字数大略。”然而,自印毕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,于是,又转请马幼渔露面找胡适之,请胡适之与商务印局馆的王云五商谈。由胡适之帮忙,事件进展或者较为顺利,到了1937年7月5日,许寿裳给蔡元培写信时,已是为“版税一层”,要蔡元培先生“赐函,与商务磋商”了。

  早在1936年10月28日,许寿裳给许广平的信中,就已关注到鲁迅作品的收集了。除了“已经刊行之单行本”,许寿裳还特殊指出,“其余未实现之稿”,他自己也时时留意。例如,鲁迅在香港的讲演,除了《无声的中国》,尚有《老调子已经唱完》一文,鲁迅在《三闲集》序言上说:此文“寻不到底稿了”。许寿裳在民众图书公司刊印的《散文甲选》中看到这篇讲稿,末尾注明选自《鲁迅在广东》,即时缮写一份,于1937年3月17日寄给许广平。许寿裳在整理《鲁迅年谱》时,接触到鲁迅于1913年发表于《小说月报》的文言小说《念旧》,于是在1937年5月7日给许广平的信中,特别提及:“豫兄有一篇试作小说载在民元二年之《小说月报》,篇名及月报号数尚未查出,如弟处已查出,应予补入。”

  “生死不渝”的重要见证

  其四,关于《全集》的总体构想。

  鲁迅去世之时,有一个治丧委员会,后转为鲁迅先生留念委员会的筹委会。许寿裳在为第一部《全集》出版奔忙进程中,深感成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迫在眉睫,并为促成此事,做了不少力不胜任的工作。1937年4月29日许寿裳为《全集》注册事致信许广平时,就说及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“确非从速成破不可”,提及汤尔和等五人可由他去接洽,斯诺夫妇已托人去“面询”。5月27日致蔡元培信说到北京方面已征得汤尔跟、胡适之、马幼渔、周启孟等七人同意。1937年7月1日致蔡元培信及7月2日致许广平信中则不仅说到纪念委员会,也说到了《全集》的编印(辑)委员会。

  其一,对《选集》的注册。

  就在许寿裳写信要蔡元培“赐序”(7月5日)两天之后,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暴发,四个月后的11月12日,上海沦陷。在此前后,国民党政府迁都,商务印书馆内迁,北平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及天津北洋工学院三校合并为西北常设大学,许寿裳也随之到了陕西。所有这些,都使《全集》的出版工作很难再按原来的轨道运行。于是,第一部《全集》的出版工作,遂以民间的方式在上海运作,由胡愈之等人开办的“复社”出版。但实际上,《全集》的大体框架与许寿裳先前向许广平提出的未几大出入,可能这样说,许寿裳与许广等同人前期的尽力,为日后胡愈之与“复社”能在短短四个月中出版《全集》打下了基础,这也是他与鲁迅“生逝世不渝”的主要见证。

  有关文字考订,只有许广平来信提出,许寿裳都尽其所能寻找依据予以考据,例如,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中有二句,杂以×××,许寿裳写信告诉许广平,“大略一句指吴稚晖,一句指张东荪”。

  ――许寿裳对《鲁迅全集》的奉献

  许寿裳是鲁迅“常常引以为自豪”的“生逝世不渝的至友”。在绍兴鲁迅纪念馆编注的《许寿裳书信选集》(浙江文艺出版社)一书中,有从1936年10月28日到1938年5月29日许寿裳给蔡元培和许广平的30余封信,无不与编辑出版《全集》有关。这些书信记录的都是当时正在进行的事,不是事后的回忆,存在很高的可信度。鲁迅逝世两天后,即1936年10月21日,许寿裳就写信给蔡元培,提出出版《全集》之事。从那时起,他就为出版第一部《全集》殚精竭虑,到处奔走,做了多方面的努力,举其要者,大抵有五:

  《全集》的注册,先是报国民政府内政部,之后又转到公民党核心宣传部。在此过程中,许寿裳始终予以密切关注。他岂但请求蔡元培出面与当时国民党中央宣扬部长邵力子协商,也通过本人的人事关系进行畅通。例如:1937年5月3日,致信许广平,云:“注册事,机遇不可失,裳已函蔡先生及中心党部方希孔(治),请其主意,予以通过,陈大齐、沈士远二兄处亦同样函托。”5月27日,许寿裳给蔡元培回信说:“鲁迅遗著事,承先生亲与力子部长一谈,部中必能知所留心,罢黜歪曲,使一代文豪,荣于身后,亦全国文化之幸也。”从中穿针引线,堪称紧锣密鼓,尽心极力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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